摘要：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慘敗后，誰能想到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三人就是在城步這塊寶地上，找到了拯救紅軍的偉大謀略。紅軍從廣西踏入城步這塊福地，三天的行軍，從官到兵，沒精打彩，垂頭喪氣，行軍中寸步難行。但在這塊福地上竟給紅軍中的王稼祥、張聞天、毛澤東爭取了時間，創造了醞釀推舉毛澤東重返紅軍領導崗位的機會，在這塊原始次森林的洼溝里也沒有大股敵人騷擾，雖然地形險要行動艱難，卻給紅軍創造了休整時間。也是紅軍長征突破湘江之后所遇到的第一次緩沖行軍。城步的老山界、十里坪坦、竹岔山、金童山都是通往通道、綏寧的幾座緊緊相連的大高山，經過和毛澤東的接觸與交心，他確認毛澤東的主張是非常正確的，也是紅軍生存的唯一出路。對毛澤東的靈活作戰方法很敬佩。由此，毛澤東、王稼祥、張聞天三人得到了思想上的高度統一，所以在城步這段行軍路上，自然地組成了拯救紅軍的“三人軍事集團”，“三人軍事集團”將向西轉兵的決心形成了高度的統一。王稼祥、毛澤東、張聞天也在緊鑼密鼓地研究如何讓通道會議召開成功，如何順利地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城步苗區這二百公里的行軍途中還出現有很多動人故事，紅軍給少數民族困難群眾留下了一條棉褲、一盞馬燈和一張借條等。許多動人的故事至今廣為流傳。

主題詞：王稼祥 過城步 卓越貢獻

城步在祖國這塊大地上雖然名氣不大，但這么一塊小小的地方儲藏著你想都不敢想的真實故事。這神奇的寶地不僅山峭多石，氣象之雄偉，歷代武官名將輩出，將才盈門，宋有楊再興、元有楊完者、明有藍玉、沐英、楊洪父子、清有龔繼昌、李再萬等，在千百年的代代相傳中，將帥們總是圍著正義與和平而努力抗爭，前赴后繼為真理而戰，為生存而伐，為人民過上好日子敢于拋頭灑血，功聚千秋。誰敢相信城步這塊寶地是孕育紅軍發展壯大的一處佳境，在這處神奇的佳境之地，中央紅一軍團在長征時，就從這塊人杰地靈的福地經過，途中，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的“三人軍事集團”給紅軍帶來了最大的生機，可以說通道的轉兵、黎坪、遵義等會議都是在城步這塊福地上孕育的，為毛澤東同志順利返回領導指揮紅軍的崗位作了前期準備工作，尋找到了紅軍的救星。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慘敗后，誰能想到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三人就是在城步這塊寶地上，找到了拯救紅軍的偉大謀略。主要是王稼祥將軍在這段艱難險阻的長征路上，十分尊敬和依靠毛澤東，聆聽毛澤東的戰略主張，與毛澤東的感情越來越深厚，毛澤東的建議與意見，對紅軍的發展戰略，王稼祥聽在腦里記在心上，在王稼祥的心里越來越覺得只有毛澤東才是紅軍的指揮者，帶路人，沒有毛澤東的思想作指導，紅軍是沒有前途的。在這個緊要關頭，王稼祥將軍緊鑼密鼓，抓住機遇在城步老山界這段羊腸小道上與張聞天親密接觸共同推舉毛澤東出來指揮紅軍，同時與毛澤東、張聞天制定挽救紅軍的戰略決策，在三人的集中智謀下，這一決策成為中國紅軍歷史上的第一個生死轉折。今年是紅軍長征勝利90周年，也是王稼祥將軍誕辰118周年，在這非常有紀念意義的日子里，我們特別想念尋找紅軍救星的王稼祥將軍。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的寧都會議，紅軍由于在李德、博古的控制下排擠最有指揮能力的毛澤東，并撤銷了毛澤東的領導職務，毛澤東失去了對紅軍的領導權和指揮權。造成第五次反“圍剿”的慘敗，紅軍從八萬多人損失到只剩下三萬來人，慘痛的血戰，兵力折半，使中央紅軍幾乎瀕于滅絕的境地。這完全是“左”傾冒險主義軍事路線的進一步暴露與破產，也是兩種路線激烈斗爭的結果。這次慘敗之后，紅軍即從廣西資源進入城步苗區，在城步苗區這塊福地上，借著山峭路陡的艱難行軍途中，大家都在深思著一個問題，紅軍向何處去？誰來拯救這支紅軍，李德、博古犯下的錯誤，又有誰來糾正？這就成了紅軍隊伍中面臨的一個最大難題。

在南山路上的覺醒

城步老山界是越城嶺山脈中的一座大山，四周盡是懸崖峭壁，東連十萬古田，北毗貓兒山，南連廣西資源，西接金童山。紅軍湘江戰役失敗后，由廣西的龍勝、資源兩地進入城步轉通道。湘江之戰是紅軍有始以來的一次大失敗，由于傷亡人數超半，士氣低落。固執的李德、博古仍然堅持北上。再沒有別的選擇。紅軍將士們面對東西南北怎么走定不了向，毛澤東被排擠出紅軍指揮集團，而且身體患瘧疾病，執掌政權的李德、博古成了無頭蒼蠅。紅軍從廣西踏入城步這塊福地，三天的行軍，從官到兵，沒精打彩，垂頭喪氣，行軍中寸步難行。但在這塊福地上竟給紅軍中的王稼祥、張聞天、毛澤東爭取了時間，創造了醞釀推舉毛澤東重返紅軍領導崗位的機會，在這塊原始次森林的洼溝里也沒有大股敵人騷擾，雖然地形險要行動艱難，卻給紅軍創造了休整時間。也是紅軍長征突破湘江之后所遇到的第一次緩沖行軍。城步的老山界、十里坪坦、竹岔山、金童山都是通往通道、綏寧的幾座緊緊相連的大高山，是一條崎嶇險要之道，也是獵人留下的隱約可見的小道，東西長400多公里，南北寬200公里，其中最高的山屬貓兒山，其次是南山和金童山，貓兒山的海拔2143米，是城步與廣西交界處的最高山峰，南山和老山界海拔1940.6米，山林茂密，原始次森林和荔刺覆蓋著整個大山，山山重疊，山路非常陡峭危險，人靠爬行，戰馬更難走，上界時人踩著頭，手摸著腳，攀懸崖，鉆草叢，有幾段路程連歇息一下的地方都沒有，正如長征組歌描述的一樣，“橫斷山，路難行”......剛剛吃了敗仗，而又失去大部分戰友的紅軍戰士，完全失去了信心。犯嚴重左傾路線錯誤的李德、博古等指揮官都在垂頭喪氣，博古在失敗中看到犧牲的戰士和血染的湘江河，低頭沒話可說，就連一向傲慢驕橫累犯“左”傾冒險主義的李德也在擊肚敲頭，對自己犯下的嚴重錯誤，給紅軍造成極大的損失，覺得不可饒恕。紅軍戰士們三人一組，五人一群不論是行軍還是休息都在議論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是領導指揮失誤，不分析敵我戰況。而釀成的慘痛悲劇。黨中央的主要領導和各位將領也在認真思考這次湘江血戰的失敗原因，大部分紅軍將領認為紅軍以勝利到失敗，從8萬多紅軍在一次戰役中就折損一半多，戰士們在尋找教訓在那里，失敗的原因在那里，是領導的指揮錯誤，還是戰士們消極應戰，或者是地形不利于我，在這樣的嚴重關頭，經過認真地思考與總結，從中認識到是紅軍最高指揮者李德、博古犯了嚴重的左傾冒險主義，對敵我力量估計不足，對敵人的兵力布控分析不透所造成的惡果。在總結經驗教訓中，王稼祥將軍從中看到了一絲曙光，他把第五次反“圍剿”與前面四次的反圍剿緊密聯系起來，王將軍逐漸覺悟到這是博古、李德排斥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正確路線，是盲目執行左傾錯誤路線的結果，當時任紅軍軍委副主席、紅軍總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同志。在所剩三萬多紅軍戰士踏進城步這塊土地上時，毛澤東一直在深思熟慮，特別是王稼祥他躺在擔架上穿梭在毛澤東和張聞天之間，認真討論研究尋找失敗的原因，期盼毛澤東出來指揮紅軍，紅軍才有生存的希望。他對現任的博古、李德的軍事集團產生嚴重懷疑和不信任，要求張聞天協同周恩來對紅軍指揮機構的主要負責人通過組織形式予以改換。當時，毛澤東提出的正確主張對張聞天，王稼祥的啟發很大，王稼祥、張聞天在毛澤東的引導下，他們倆對毛澤東的戰略觀點得到了進一步的了解，領悟到毛澤東才是紅軍的指揮者和領路人。王稼祥看到紅軍內部很亂，精神很差，所有紅軍戰士的不滿情緒全部集中在李德、博古排擠了毛澤東，剝奪了毛澤東在紅軍中的領導權和指揮權。特別是經過湘江戰役后，紅軍隊伍中的全體將士反李德、博古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達到了最高點。

王稼祥活躍在老山界

在穿越老山界的艱難行軍中，躺在擔架上的王稼祥將軍最喜歡接觸毛澤東，他最早對毛澤東同志的第一印像，是1931年3月，王稼祥前往中央革命根據地，在蘇區的革命工作中，與毛澤東的接觸增多，他看到在中央蘇區凡是按毛澤東的主張去辦的，行之有效，按王明指示去辦的，往往適得其反。這使王稼祥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從此，在政治上和軍事觀點上越來越傾向于毛澤東，“《摘自2016年第10期（黨史縱覽）》”在1933年4月的中央蘇區第四次反“圍剿”時，王稼祥同志身負重傷，由于當時的醫療條件很差，導致其傷口化濃，而沒有恢復健康。長征剛開始時，李德、博古把王稼祥、毛澤東、張聞天3人分別被安排在不同的軍團之中，這樣的安排，毛澤東非常不滿，并提出了堅決反對的意見，經過毛澤東的據理力爭，博古才同意將他們“三人”安排在紅一軍團，走在了一起。一路上，張聞天累了騎馬，攀登險要路段時與戰士們牽手同行，毛澤東同志因為長時間身患瘧疾，同王稼祥一前一后各自躺在擔架上。他們三人一直活躍在老山界這段城步中樞路段，城步苗區人民寫出他們三人為“兩副擔架一匹馬”的故事。紅軍腳下的城步十里坪坦、南山、老山界和金童山。山山相連，懸崖絕壁雜草叢生，雖然有樹木，戰士們每邁出一步都非常困難。行軍中毛澤東、王稼祥雖然躺在擔架上倆人為抬擔架的戰士們辛苦擔心，但是王稼祥雖然躺在擔架上，他還是最活躍，最忙的人，也是一個最熱衷于做思想工作的將軍。兩副擔架在休息時，王稼祥總是要求把他和毛澤東的擔架靠攏在一起，便于與毛澤東接觸。由于毛澤東被撤職后，取消了對他的特殊生活食品供應，王稼祥就把自己的一份特供食品同毛澤東共同食用，倆人相互關照、交流思想。協同毛澤東同志認真研究紅軍的生存之道，探求新的希望。經過和毛澤東的接觸與交心，他確認毛澤東的主張是非常正確的，也是紅軍生存的唯一出路。他就極力和一些紅軍將領談思想，推舉毛澤東同志出來領導和指揮紅軍，張聞天對毛澤東比較了解，對毛澤東的靈活作戰方法很敬佩。張聞天完全同意并支持王稼祥的意見。由此，毛澤東、王稼祥、張聞天三人得到了思想上的高度統一，所以在城步這段行軍路上，自然地組成了拯救紅軍的“三人軍事集團”，這“三人軍事集團”，分別在尋找挽救紅軍、挽救黨的絕對辦法，“三人軍事集團”中的毛澤東提出堅決阻止紅軍北上，決不能去湘西與二、六軍團匯集。毛澤東與張聞天、王稼祥齊心努力，下最大的決心，堅決扭轉這一錯誤的決定，確定向西轉兵的前進路線，張聞天、王稼祥同志得到毛澤東同志的決策后，一個憑著自己是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人民政府人民委員會主席。一個是紅軍軍委副主席和政治部主任的要職。穿梭在周恩來、朱德、劉伯承等軍事要員之中，把毛澤東阻止紅軍北上，向西轉兵的主張和向貴州進軍的充分理由，耐心細致地說服各位將領，他們“三人軍事集團”為了達到目的，毛澤東親自與他兩去找當時執掌軍事指揮權的周恩來匯報，爭取得到周恩來的支持，毛澤東將阻止北上，向西轉兵的意義與敵我兵力的懸殊，分析國民黨重兵圍剿，把向西兵力薄弱的地方進軍等理由向周恩來詳細報告后，得到了周恩來的肯定與支持，在這種情況下，王稼祥同志憑著衷愛紅軍的正確思想和敏銳的目光，他的工作越做越廣，越做越深入，越做越成功，王稼祥的辛勞與卓有成效的工作得到了毛澤東的充分肯定，他在“三人軍事集團”中也就是在城步這塊土地上為挽救紅軍的生存立下了頭功。

王稼祥為紅軍“把脈”

我們在調研查閱和學習紅軍長征過城步的各種資料時，充分了解到，王稼祥在翻越城步老山界的懸崖陡峭的山道時，借著和毛澤東也躺在擔架上一同歇息，開飯和宿營都在一起的機會，主動與毛澤東商量對策，傾聽毛澤東的獨特見解，了解毛澤東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聆聽毛澤東為挽救這三萬多紅軍的重大計謀，首先盡力爭取同意向西轉兵的力量，為紅軍確定向西前進方向。王稼祥是紅軍高層主力骨干中最肯動腦筋的人。而且他是一名非常細心并有著清醒頭腦的人，更是一名顧大局、識大體、非常具有正義感的紅軍將領，他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早就心里有數，他知道李德這個外國軍事家在不掌握中國國情和軍情的情況下，只圖硬拼，不講戰術的錯誤指揮，加之博古的頑固執行李德的錯誤軍事路線，造成紅軍將士的最大犧牲。他對李德、博古的工作思路，指揮能力，領導才能了如指掌。對毛澤東以農村包圍城市的作戰觀點，和游擊戰術的靈活性，非常贊賞。同時在路線斗爭中也只有毛澤東同志敢于挺身而出同“左傾”冒險主義作斗爭，在紅軍中也只有毛澤東才能深思熟慮地為紅軍的命運著想，為紅軍的前途操心。他親身體會到毛澤東被排擠出中央紅軍領導地位后，看到紅軍隊伍中的亂象心急如焚。他看到帶病的毛澤東總是心系紅軍的安危，紅軍向何處去，王稼祥看在眼里記在心里。在這個關鍵時刻，要怎樣才能糾正“左傾”冒險主義歪風，在最為難的三岔路口，在最危險的深山老林，在最崎嶇的懸崖峭壁小道上，王稼祥借此機會，躺在擔架翻來復去地思維著，利用自己的地位，主動與其他紅軍將領促膝談心，他用自己坦誠、擔當的實際行動，和毛澤東、張聞天三人緊緊地團結在一起，讓“三人軍事集團”在紅軍中成為與“左傾”冒險主義作斗爭的核心。在城步這段路途中，雖然路難走，但這崎嶇的道路為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將軍來處理和分析紅軍的生死存亡贏得了時間，在這段艱難的行軍路上，如果沒有王稼祥將軍主動與毛澤東、張聞天的謀略之合和在擔架上的艱辛付出，沒有王稼祥在為紅軍的生存“把脈”，紅軍各位將領絕不會如此較快地把思想轉過彎來，王稼祥獨特的工作，得到毛澤東的高度信任。促使這“三人軍事集團”將向西轉兵的決心形成了高度的統一。落實宣傳毛澤東堅決阻止北上的建議，保存紅軍的有生力量的重要指導思想，盡量多爭取紅軍將領支持毛澤東回到紅軍領導地位。同時王稼祥、毛澤東、張聞天也在緊鑼密鼓地研究如何讓通道會議召開成功，如何順利地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這一路一路，一題又一題，王稼祥和張聞天都是在按毛澤東的思想觀點做工作，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的通道轉兵，就是在城步這塊寶地上孕育成功的。到達通道后，“三人軍事集團”提出必須要召開一個臨時緊急會議，會議中當時只有周恩來、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李德、博古等六人參加，因情況緊急，中央許多領導人沒有到會，這個臨時會議得到了周恩來的大力支持，以四比二取勝，促成了通道轉兵以多勝少的決議成功，獲得了關鍵性戰略轉移的第一步。為實現毛澤東戰略性轉兵奠定了基礎，也為毛澤東返回紅軍領導崗位布好了局。在城步這段行軍路上，沒有王稼祥的積極為紅軍的生存“把脈”，沒有王稼祥、張聞天挺身而出地支持毛澤東，沒有王稼祥、毛澤東、張聞天緊緊地團結在一起，為紅軍尋找生存妙方，就沒有紅軍的生存希望。

在城步苗區這二百公里的行軍途中還出現有很多動人故事，紅軍給少數民族困難群眾留下了一條棉褲、一盞馬燈和一張借條等。許多動人的故事至今廣為流傳。特別是王稼祥在長征過城步途中為紅軍“把脈”是歷史的創舉。也充分說明，我們城步這塊福地，為拯救紅軍創造出世界的最奇跡。

王將軍的特別貢獻

王稼祥（1906年8月15日—1974年1月25日）革命戰爭時期歷任中共中央黨報委員會秘書長，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主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等重要職務，全國解放后他在新中國擔任外交部副部長，中聯部部長等要職，他既不居功自傲，也不跑官要官，以一個普通黨員將士的身份，聽從黨的安排服從國家的需要，在各個崗位上認真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黨給予王稼祥同志的高度評價是：“王稼祥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忠誠的馬克思主義者，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卓越領導人，新中國優秀的外交家”。

王稼祥的歷史功績很多，恕不能一一推舉，我在學習黨和軍隊的歷史之后，充分認識到王稼祥同志在黨內和紅軍隊伍中為挽救紅軍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他講的是實事求是，求的是黨性原則，遵守的是紅軍隊伍中的紀律，務實的工作作風和為黨為紅軍著想的敬業精神，敢于同“左傾”冒險主義作斗爭的堅強斗志和堅定的黨性立場，是我們后人學習的榜樣。

這篇文章，主要是為紀念紅軍長征過城步九十周年的特別日子，啟發后人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認真學習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愛黨、愛國、愛軍的堅定信念，為新形勢下的祖國發展和強大，貢獻出自己的最大力量。

參考文獻：1、《黨史縱橫》（2016年第10期）

2、《城步縣志》（1998年湖南人民出版社）

3、《長征日記》（中央文獻出版社）

作者：吳揚勛，1954年生，中共黨員，歷任區黨委書記、民委黨組書記主任、縣政府副調研員、2005年以全國苗族代表身份光榮出席中央民族工作會議，并被選為“全國民族團結進步先進個人”，2013年至今任城步苗族自治縣苗學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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